记一位收集历史的“尘埃”的人

近一年来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回了生我养我的故乡,原因其实是多样的。家庭环境会很大程度影响一个人,甚至会决定他的成长成就,而我也总能从这里找到一些历史时代的蛛丝马迹。这个冬天就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。

因为新冠病毒,村子在大约刚过完年就开始封锁,而我只在正月初五那天外出采购了一次。很多人不知道,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活在了历史的巨变中。对于父母那一辈的人而言,他们活了大半辈子,从来没有遇到今年过年这种事情,但对于家族里另外一个80多岁的长辈,他却有一点历史的记忆。

据他讲,大约八九十年前,我们这里爆发了一场瘟疫,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,但因为听说过黑死病,为之恐惧,所以也称之为黑死病。当时村里死了四十人。而我的高祖父,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,就是这四十人之一,去世时只有36岁,所以后来他的儿子——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开始跟着自己的伯父学习识字。

我推算了一下,这位长辈所说的瘟疫,应该就是1918年到1920年间蔓延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。当时中国的上海、广东、浙江一直到河南都有传染,农村死亡率甚至达到百分之十,而家乡就夹在江苏和河南之间。当时的一个村庄,顶多也就三百来人。

但西班牙流感是整整一百年前,所以果真如此,这位长辈其实并没有亲身经历瘟疫,他记忆中的瘟疫应该是小时候大人所介绍。

时代的一粒灰尘,落到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大山。而总有人想把这些灰尘都搜集起来。

今年回家,父亲说你抽空去村西孙老师那里一趟,他有事找你。我问,他找我干啥?

孙老师是一位退休小学校长,小妹小学时,曾转到他负责的学校就读,他教过小妹。但我跟他并没有任何直接关联,所以有些意外。

原来,他在写一部我们村子的历史,已经大约两年。他找我和小妹,是想让我俩提供一下个人履历,以放入这部村史中。我想这老头儿真是古道心肠满腔热血,一把年纪了不想着好好享受生活,却要弄这些事情。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敬佩之情,却也伴随一丝无奈与感叹。敬佩的是他所做的事情,感叹的是他的遭遇以及清苦的生活。

其实我跟孙老师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。那是在几年前我读研时,当时寒假结束,我同父亲从镇上一起乘公交车去县城火车站。巧得很,在我们刚上公交后,又上来四个老人,其中一个就是孙老师。另外三个,我认识俩,都是我的初中老师,不仅如此,这二人当中的一个还是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个让我不要做“仲永”的张老师,他还教过父亲。

原来他们都已退休,这次去县城办理相关手续并领退休金。父亲表示帮他们买票,其实也不多,一个人六块钱,一共二十四块。几位老师推脱不过,接受了。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,没想到几天之后,孙老师找上门来,要退钱。虽然我们同住一村,但他家在村西,我家在村东,还是有一段距离,所以他费了一番功夫还是没找到我家。好在他找到了我爷爷,知道了我家具体位置。但碰巧父亲那天不在家,他只好无功而返。此后他又来了两次,碰巧我家里还是没人。“四顾”之后,他终于亲手把钱还给了父亲。

据他解释,那次之后,他们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,一致认为不应该让我父亲垫付车钱,原因就在于我还在上学,他们领着退休金,实在是没有理由让别人垫付。于是几人商议后,就委托孙老师把钱送还父亲。父亲明白他的意思,就把钱收下了。

大年初十晚饭后,我同小妹带了几个苹果,去见孙老师。其实是否要带东西,也经过了一番考虑。按理来说肯定是要带的,但我和父亲认为依孙老师的性格肯定不会收,但我觉得空手太不好,何况又是过年期间,所以象征性带点“不值钱”的苹果。正好我这次回家带了一个帆布袋,是前公司过年发的,就用来装苹果了。父亲说,就算他把苹果收下也会让你把这个帆布袋拿回来的,我问有这么夸张吗?

孙老师见了我们非常高兴,拿出炒花生请我们吃,于是大家一边吃着花生一边攀谈起来。在切入到“村史”这个话题之前,他跟我聊了很多其他事情,尤其是以前的求学生活。在他看来,像我这一代人上学固然很辛苦,要起早贪黑要头悬梁锥刺股,但是无论如何还有一条能够得到保证,那就是吃饱肚子。因为在孙老师那个年代,人连饭都吃不饱。

1958年开始闹饥荒时,孙老师正在读小学,在长身体的年纪深刻体会到了吃不饱的滋味,所以直到现在他都还很精瘦。那时候食物匮乏,花生壳、榆树皮、槐树叶等这些让我想都不敢想的东西,全部都是食物。也许现在的人听起来感到非常可笑,但那时,花生壳确实可以磨成粉做成面。孙老师清楚记得他曾向当时的一个生产小组长讨要花生壳吃的事情。 

此外,当时国际上中苏交恶,农民收获的粮食还要上交国家,家里的铁锅要送到生产队炼钢,这都是为了还苏联的债。而苏联为了收债,不论粮食、钢铁,甚至是草类、以及刚刚说到的花生皮之类,统统都要。

但人得活命啊,所以有的人开始藏粮食。为了不让上级发现粮食,群众们动用了无穷的智慧。比如有一户人家在正对堂屋门的土墙里挖个洞,把小麦藏进去,用泥糊好,外面再挂一幅毛主席的标准画像,家里人谁饿了就抓一把嚼嚼——因为家里的铁锅都已上交,无法做饭,吃饭要去生产队吃大锅饭,大锅饭当然就只有一些清汤寡水喽。查找粮食的干部不可能想到毛主席的画像后边就是粮食。再比如我们孟家的一个长辈在家里厕所的正下方挖了一个地窖,把粮食藏在了里面,自然也骗过了搜粮食的干部。

我无法想象,更无法亲身体会,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,甚至不如解放前。

当时的小学就在一公里外的邻村,有一天,孙老师这些小学生们在去学校的路上实在饿得走不动,就只好停靠在路边沟里晒太阳。后来学校的班主任董老师发现我们村里学生一个没来,就质问他的弟弟——也就是另外一个老师,到底是什么原因,这才知道原来是饿的。

而人饿得更夸张的时候,是有一回村里死人了,但男人全都饿得没力气,最后找的女人抬棺材,因为当时男的会省一些口粮给女的。

孙老师就这样在饥饿状态下熬到了高中。他属于“老三届”,文革那年他正读高三,正如火如荼准备高考,结果学校就收到了《五·一六通知》,文化大革命爆发,高考也就停了。孙老师没能上成大学,后来在他老师的推荐下读了专科,毕业后回村当了老师。

这大约就是孙老师从事教育行业之前的经历,他也因此养成了朴素的生活习惯。尽管他现在每月都有不少退休金,但其中大部分用在了其他不得不用的地方,所以还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不舍得花钱买馒头吃,要自己做,也不修缮下房子。每天白天依然会下地干活劳作,晚上抽空写点他的村史资料。父亲和其他一些长辈曾表示如果写这个村史材料需要资金的话,他们可以赞助,被孙老师拒绝了,他说我有这个钱,不会要你们的。

据他讲,写村史的缘起,是有一次他帮村委会填写某项表格,其中有一项是“村史”,他想,村史怎么会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写完的呢,于是就萌发了自己写村子历史的想法。

我已从父亲那里听说孙老师写了好几大本,甚为详细,于是我翻了看他的手稿。孙老师不会用电脑,也不用手机,全靠手写,这几大本手写材料中,不仅有目录,还对整个村史进行了分类,如地理气候、农业种植、历史沿袭、家族介绍、名人轶事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等等。

我从目录一页页翻他写的村史,一边翻看他一边跟我讲,因为只写了两年,所以侧重点有所不同。

比如,他为了考察村名的来历,查了很多资料,又向很多老人打听,把时间追溯到了1865年。在农作物这一块,他记录了村里种植的经济作物,果树、小麦、红薯等等,甚至还编写了顺口溜。

他考察出村里除了孟孙刘张四大姓之外,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姓氏,但在近百年的时间里,其中一些姓氏不幸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,到现在还剩下29个。在手稿里,他大致介绍了每个姓氏的来历,甚至包括一些姓氏的行辈,像孟氏的行辈就是我爷爷的提供给他的。

名人轶事这一块是他着墨最多,也是重中之重,有几十上百号人,毕竟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嘛。像前文提到的那个董老师自然在这里头,董家算是“名门望族”,董老师不仅是孙老师的老师,也是我爷爷的老师,而董家长子后来成了我的中学校长。

再比如我上篇文章中提到了那三位大学生,以及历年来考走的大学生名单他也有详细记录,我和小妹这次也被他算在了里头。

我发现他还记录了孟家的一些事宜。他说孟家本来条件还很不错,后来大约有人眼红,就被大马子(土匪)烧了家。他还专门在另外的一个本子上写了标题“大马子进攻村子记”,专门写当年跟土匪相斗的故事。再比如他写到村里第一批三个共产党员中,孟家占了两个,他还在考证谁是第一个。前文提到的那位偷藏粮食的长辈,也被他记了下来。此外,他还记录到在1980年代见过我的曾祖父弹扬琴。话说我只知道曾祖父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,弹琴这事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我说孙老师这个你要确认下哈,不要弄错了,他说这怎么会弄错,我亲眼见的,就是你那个会打算盘的老爷爷(曾祖父)。

我说孙老师啊,你这记录得简直比我们家谱还详细啊,我们家谱只记了人名和世代关系,你这里倒好,人物事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他还记录了很多其他一些人物事迹,有的非常有意思,但大部分都已不在世,我更不可能认识。

孙老师对于村子是十分自豪的,在他看来,村子具有崇文尚武的精神。武,有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,村子至今还在往外输送兵源;而文更值得一说,我们村虽然没有学校,但是前后一共出了六个校长,从镇中心校到周边十几公里范围内的中小学,校长都出自我们村。村里自从1950年代起就考出了第一个大学生,至今延绵不断,就连前文提到的那位张姓历史老师都称我们村是”风水宝地”。

我们就这样跟他聊了很久,他夫人在一旁还问我,“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”?我说我期待着看最后的成稿,我心里想他估计还得写个十年八年。后来时间太晚,我也不得不回去。

我和小妹起身离开,他突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事情,问你刚刚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过来。我装糊涂,说没啊。他说对对,你带了苹果,你拿走拿走。我说这怎么可能拿走呢,几番推脱之后,我说了一句话,他终于痛快地收下了苹果,但坚决让我把帆布袋带走。

回到家,父亲见状,说怎么样,我没说错吧,他不会要你的苹果,就算要了也肯定会让你把布袋带回来。我说他确实没要苹果来着,但我说了一句话,他就接受了。父亲问你说的啥?

我说“我是学生您是老师,大过年的我空手过来岂不是有违师道?”

父亲说,你们文人啊,就是一个比一个“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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