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山东的磕头拜年习俗又上了热搜

我的家乡处于被鲁学所辐射的地区,也有过年磕头习俗的残留。得益于某些短视频app,我见到了一些群体拜年的录像。虽然山东的规矩之多,我早就有所耳闻,我也参加过小规模群体拜年,但如此大规模群体磕头拜年的壮观景象,我却还是第一次见。有道是得鲁望豫,真的不知道如此壮观景象发生在鲁还是豫。

磕头是跪拜礼的延续,在宋代以前,中国是没有椅子的,需在地上席地而坐,双腿并拢,屁股坐在双脚上,当向对方表达郑重敬意时,便起身,此时屁股离脚,就形成了“跪”的形式,所以我们学古文时经常能够看到“起身跪而曰”之类的字样。直到今天,日本还保留了跪坐的形式,也叫正坐、端坐。“跪拜”就是先跪再拜,在跪的时候左手按于右手上,之后身体向前弯曲,右手触地,便成了“拜”。由于大家都是席地而坐,所以,最初的跪拜礼并没有一种不平等性。但随着宋朝出现椅子,元朝代宋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康有为在《拟免跪拜诏》中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总结道:“汉制,皇帝为丞相起,晋、六朝及唐,君臣皆坐。宋乃立,惟元乃跪,后世从之。” 因此,蒙古人将佛教向佛、菩萨等跪拜的仪式世俗化,跪拜转化为朝臣觐见皇帝的礼仪,到明朝,皇权更盛,因而续承元朝之礼。 清代废弃了明朝残忍的廷杖,但保留明朝已定型的跪拜仪式,包括人子对祖先,普罗大众对官员,下属对于长官,臣子对君主的礼仪。

——黄泽存《新时期对外宣传论稿》

1912年,中华民国成立,正式废除跪拜礼。但民间的礼仪,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被取代的。在家乡,大年初一的拜年,正式(意味着总有非正式)来讲,需要天不亮就起个大早,然后给长辈磕头拜年,从父母开始,到爷爷奶奶,以及其他长辈等。

“昭宪庆繁祥,令德维垂佑。”我是祥字辈,但时至今日,在二十多年时间里,我只给两个宪字辈的长辈各磕过一次头拜年,其中一个在一年多前已经去世,另外一个今年已是96岁高龄。我甚至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磕过。父母对我已不再有这方面的要求,而老人们也很明白其中道道,并不会让晚辈真正下跪。一般来讲,当晚辈说出“给您拜年了”这几个字时,就是提醒说您老人家千万要把我拉住,不要让我真的跪下去啊,这时被拜年的老人会很慌张从屋里走出,一边说“不用不用”一边把人拉住,大家都意思一下,走个过场,礼仪就算过了。

我记得还有一个宪字辈的长辈,已经70多岁了,几年前拜年碰到他,我说“老爷子,我给您拜个年吧”,他赶紧摆手“不用不用,等二十年后我躺床上不能动了再说。”

还有就是祭祖时的礼节。十多年前,我还在上本科,那次大年初一,我第一次跟长辈们去祖坟祭祖,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。当时为首的一个长辈说“我们就不磕头了,以鞠躬代替。”然后大家按照辈分年龄排好顺序,在“我们给先人们鞠躬致意。一鞠躬、二鞠躬、三鞠躬”的指示下,大家三鞠躬,礼仪就此结束。

批判一样东西,首先得把它弄清楚。如果真要讲到跪拜礼,其中的门门道道不知有多少人真的能讲出个子丑寅卯。首先是方向,无论被拜的对象在哪个方位,哪怕是在南边,行跪拜礼时一定要面朝正北,因为古代坐北朝南为最尊。其次,拜的时候左右手的位置等等,都有讲究。除此以外,还有“三跪九叩”“六跪二十四叩”的大礼,估计只在葬礼上才能见到。

不以规矩,不成方圆。实际上“礼”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规矩,规矩是要讲的,但也不是墨守成规的。在老家,如果说某户人家是“圣人(或孔子、孔夫子、孔老二)没走到的地方”,那就是委婉地表示这家人没有规矩,不懂礼义廉耻,属于“野蛮”之类。它背后的含义是,孔子当年周游列国,将文明传播至各地,孔子没走到的人家,自然就是属于没有被教化的那一类,虽然这种表达方式很委婉,却是被骂得最惨最重的。

我之前还看到有报道说,有的地方在祭拜孔子时依然行跪拜礼,我是觉得没有必要,首先,倘若孔子泉下有知,怕是不会同意。其次,身在台湾的孔氏嫡长一脉在祭孔时都实行鞠躬礼了,其他人又何必再复古磕头。我去北京孔庙时,看到面前的蒲垫上跪了一个又一个的,不知道他们是拜的圣人还是菩萨,反正我依然只是鞠躬了事。

但无论如何,在整个时代背景下,磕头拜年的习俗总会渐渐消失,这是趋势,不同的是各地的不同消失的快慢不同罢了,至少在老家已经被我这一代废除了。

磕头拜年体现的是家庭内部的礼仪形式,关于“家”,我记得刘师也曾问过我家里是否有祠堂,我说没有,刘师问怎么不建一个?我说劳民伤财,没有必要,就算祠堂能起到教化人的作用,但其根本仍在于人的读书学习,如果不能做到提高人的基本素质,不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合睦的话,祠堂或家谱修得再好又有什么用?等真的做到这些,再去修建,也不迟。

什么时候我们重实质大于形式了,就说明我们进步了。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

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。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